封闭巍峨的围屋、浓墨黑色的瓦顶、木屐走过巷道的回响、贯穿头尾的儿歌和山歌……电影《等郎妹》讲述的是客家文化中“等郎妹”这种畸形婚俗的故事，流露出浓郁的岭南风情。

　　数字电影《等郎妹》由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梅州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这部用时12天耗资仅100多万元的数字电影在国内外电影节上备受好评，多次载誉而归，至今已荣获包括第9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数字电影奖、第8届电影频道数字电影百合奖、最佳数字电影一等奖、第21届法国兰斯国际电视节最佳女演员奖、第48届蒙特卡罗电视节电视电影最佳导演奖等殊荣，并选送美国电视艾美奖参与新一轮角逐。

　　《等郎妹》等来了掌声，等来了荣誉，但从表现客家原生态文化，从实现长春电影节上数字电影奖“零的突破”，从制作方珠江电影制作公司等方面再来探究，《等郎妹》到底等来了什么？ 

　　《等郎妹》等来了人性的美

　　电影《等郎妹》从女性视角来记录客家大围屋生活、走南洋、等郎妹等特殊现象，发出“守得住，等丈夫”的等郎妹这特殊的女性群体在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中应有的声音。“等待”是人生的普遍状态，而“女性的等待”则反映了客家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生存环境，在这个普遍和特殊的结合点，唯有人性是共通的语言。正如山歌剧《等郎妹》的编剧林文祥和罗锐之前评价，电影《等郎妹》“文化内涵丰富，较为透彻地刻画出人性的美与丑，是不可多得的客家原生态电影”。对于电影《等郎妹》刻画人性的复杂，表现人性美的人文思想主旨，在场的不少嘉宾都表示赞同。

　　广东省影视演员促进会会长杜熊文首先发言。杜熊文会长本身是梅州人，他熟知客家文化中重男轻女的传统旧有观念，但从中他却发现了“被轻视的女性最善良”。他认为电影《等郎妹》“在围屋这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展示了客家妇女最美的一面”，“姑娘”等成了“婆”还在等，正是在一心一意的等待中，客家妇女善良坚忍的品质得以体现，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等”有点不人道，但是，“有这种精神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今天要客观体验”。他说：“我们赞美妇女，并非要承认这种制度，这是要批判要改变的，事实上现在在梅州已经没有等郎妹现象。”

　　广东省电影家协会理事、著名编剧、导演邓原则把电影《等郎妹》中对人性美的表现看作南方精英文化的一种“内在时尚”。他这样说：“在北方精英文化中，创作人员多数只顾讲自己的感受，或者揭露黑暗面、人性丑陋面，而《等郎妹》则体现出南方精英文化中很重要的两个字：时尚。这种时尚分外在和内在，外在时尚主要是叙事把握方面，电影中的乡土是经过包装的，不是完全的原生态，但是不搞故弄玄虚，有着和世界接轨的审美意识；而内在时尚就是人性的美，人性的复杂，人性能打动最多人。几代等郎妹，既是受害者也是执行者，她们有软弱的一面，更有为他人牺牲的一面，而这种善良人性就是最动人的。” 邓原的话引起了电影《等郎妹》制片人丘埃利的共鸣。丘埃利本身是深受客家传统教育的客家妇女，她坦言：“客家女人真的可以为了家庭牺牲一切，生活担子再重也开心地挑着，无怨无悔。” 丘埃利更说，作为这部电影的制作人，她就是想能够通过电影讲述客家女人的精神，记录这段历史。

　　《等郎妹》等来了艺术的自信

　　电影《等郎妹》的艺术性表现手法沉稳练达，不管是音乐、美术还是导演拍摄手法都统一在影片淡雅的风格下，显示出大气从容。

　　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洁明认为，“音乐文化其实是体现两种生命存在。一种是地理上的，《等郎妹》的客家音乐宁静苍凉，仿佛把人带到异乡，有一种可贵的异质性；一种是文化层面的，现代人生命的激情、灵魂都被压抑着，被边缘化，《等郎妹》的客家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这音乐的整个设计不是从社会学而是从人类学角度去做的，音乐像下雨一样，滴滴答答敲在心上，引人思考。因为导演和作曲者在生命的感觉中抓住了本质，将生命传统基因进行现代组合。” 陈洁明更特别指出了作曲者宋晓军这位流行音乐界非科班出身的新人“有很好的内修，在电影音乐中赋予了流行音乐的时尚性”。

　　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副秘书长高翔也充分肯定了宋晓军作曲的用心，“音乐素材用于表达情绪，晓军掌握了很多客家文化素材，而音乐做得非常简单，这是很难的，像用了没有和声的单旋律，这是很大胆的做法，要很有勇气，非常自信。”高翔最后还提了三方面意见，他认为其中小提琴的运用若用民族乐器替代能更好；第二，客家山歌在广东音乐中很特殊的几个音没能表现出来；第三，应用素材可以减少数量，增多形式，从而强化印象。高翔总结他的最大观后感是：观众看过影片后，对于影片音乐，可能喜欢，可能不喜欢，但是一定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副主席刘志文也对影片音乐发表了看法：“晓军很好地运用了客家山歌元素，把握住客家音乐的精髓，对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年轻音乐人而言，他在电影音乐中表现出来的冷静和沉稳很让人佩服。”

　　南方电视台影视频道总监杨德建畅谈了自己看影片后的整体艺术感觉。他说：“冷静关注比狂躁呐喊更能打动人心。这个片子像纪录片似的展示了客家人的生活，等郎妹的现象，其中没有反映导演乃至其他创作人员的明显的价值判断，这区别于第五代民俗电影中太多的价值判断，太多的对封建礼教等宗法体制的抗争呐喊。正所谓‘故事讲述的年代不重要，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郑华导演是在合适的时候合适地表达了自己。片子要是放在八九十年代肯定会淹没在呐喊声中的，因为那个年代里有太多激情太多需要呐喊抗争的东西，后来人们开始抗拒这种过分夸大民俗、渲染中国落后的东西，到了21世纪，人们需要的是冷静和平等视角去看问题。” 杨德建发现，在影片中，除了大全景用了俯拍镜头外，其他几乎没有仰拍和俯拍的镜头，仰拍镜头往往代表受封建礼教压抑的状态，而影片采用的多是平等视角，去关注存在状态而不作价值评判。“这一点能让现代人接受，因为现在网络流传这种自我影像、个体体验， 我们在呈现某种社会现象、个人感受的时候开始比较公正、冷静地看待了。”他最后总结，电影《等郎妹》是平实、简单而大气稳重，正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广东电台音乐之声副总监、节目监制赵毅敏以电影爱好者的身份说了他的看法，他说，一般看电影很多的人都特别反感在电影中看到了明显的模仿哪个大片情节或者哪个大师手法的情况出现，但是在《等郎妹》中没有这种情况，影片让他直接想起了经典，例如《边城》、《野草莓》，让他将其与其他大师作品等量齐观。

　　《等郎妹》等来了数字电影的一块基石

　　数字电影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大陆叫“数字电影”，香港称“数码电影”，国外命名为“电视电影”。今年长春电影节首次设立数字电影奖，但是媒体关注度还是不高，认为这是非主流。所以，广东省文联党组副书记、电影《等郎妹》总监制廖曙辉此前以及在会上也一直强调，“绝不能把数字电影看成低等、低成本、非主流甚至非电影，我们以后在宣传推广的时候，就要说‘我们是电影’，而不是另眼相看地说‘我们是数字电影’”。

　　邓原导演提出了个人看法，“就像数码相机取代胶片一样，数字电影也终会取代胶片成为主流，《等郎妹》的成功为数字电影探索的成功提供基石”。

　　廖书记也表示，电影人要跟上时代，高清技术给人们生活带来根本性改变，文化是跟着生活技术改变而改变的。“我在珠影这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要加快速度发展数字电影， 邓老师说这是基石，我们还要提高来看。现在高清数字技术已经达到4K拍摄，就是完整的35毫米，8K已在试验中，所以，现在是体制而非技术影响商业化进程，电影数字化市场不远了，我们都能看得见，更要大胆往这边发展。”

　　广东电视台报刊社主编郑大卫紧接着指出，前几年北京曾有相关会议讨论数字电影的前途，当时估计要十五年时间数字电影才能基本普及，但是现在看来，五年内就有望达到。

　　电影《等郎妹》导演郑华也谈了作为创作人员的看法，他认为“数字高清解放了电影的很多思考方式”，在拍摄《等郎妹》时，他很自然的就把一些类似于“祥林嫂碰触旧社会”的残酷的东西撇掉，而“冷静下来思考人的生存状态，关注那些期待和失望的过程，这是人类共通的东西”。

　　而关于数字电影低成本的问题，杜熊文会长一开始的发言中就有一句精辟的概述：小成本大制作，小故事大意义。廖曙辉指出，数字技术其实和成本没关系，成本是要和市场相适应，因为电影既是艺术产品，也是文化产业，要面对市场，要生存要再生产。南方电视台影视频道的杨德建总监反对斥巨资拍电影，他认为数字电影“以可行成本达到可达目的”才是可行之道精明之举。

　　《等郎妹》等来了广东电影的集结号

　　现在人们提起珠影，脱口而出的往往是“曾经辉煌”几个字。改革开放三十年，广东电影文化似乎一直沉寂，《等郎妹》的出现让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等郎妹》等来了广东电影文化重新崛起，珠影重现辉煌的一次希望。

　　廖曙辉谈到，“广东电影缺乏规划，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够完成。《等郎妹》等来了希望，这部作品成功也是珠影一个运作的成功，启示我们珠影电影频道要拥有自己的品牌和版权，不要简单的购买电影节目，而是要投资电影，这也启发了广东电影怎样继续往前走”。

　　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电影《等郎妹》监制林西平从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这种启示。第一，在进口大片占领市场的情况下，珠江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要形成自己的风格，《等郎妹》这种水墨画风格和典型客家文化融合的成功，启发珠影今后将更加关注岭南文化，把握这种文化中的民俗题材和现实题材。第二，表现岭南文化要抓住岭南文化中最核心本质的东西，《等郎妹》反映的是一种残酷的落后的民俗，但观众看过后却没有留下残忍、不快的印象，是因为创作者抓住了客家文化中最核心的善良坚忍品质，反映客家女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第三，制作本土电影时，要更多的整合本土创作力量，《等郎妹》的脚本是客家山歌剧，创作班子也融合了很多本土力量，在坚持“天下人才作珠影文章”的前提下，做有很明显本土地方特色的电影时，就要尽量调用本土力量。

　　邓原导演从文化层面又精辟地提出了“南中国文化崛起”论。 他说，《等郎妹》是彰显南中国风格的电影，它能在长春电影节这个以北方文化为主流的平台上得到承认，无疑反映出南中国文化在中国电影文化平台中重新崛起的意义，而悠游内敛、水性之美的南方文化和粗放豪爽阳刚的北方文化的相汇又正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更重要的是，《等郎妹》得到国际承认，南中国电影得以走出国界，弥补以往在影视文化交流中的缺失，改变了以往在国外获奖一律是体现红高粱、黄土地的北方文化电影，《等郎妹》对于南国电影进行国际交流有标志性意义。”同时，从电影人方面来看，他认为《等郎妹》导演郑华显示了南方文化人开始走向成熟。 邓导演继续说：“现在的文化市场很浮躁，很少人沉得住气用心去做，但郑华可以，他强调思考和味道。以往，广东地方的影视文化强调与时俱进反映最新鲜的东西，但是缺乏思考和后续，但30年后，广东影视文化进入成熟时期，作为影视人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去思考问题。”     

　　广东电台音乐之声赵毅敏监制很同意林总和邓导演关于岭南文化的看法，他以阿根廷探戈音乐之父阿斯多尔－皮亚佐拉(A.Piazzolla)的个人成长故事来说明广东电影创作要扎根岭南民俗文化的重要性。

　　广东电视台报刊社郑大卫主编则从“广东、港澳”这个岭南文化圈的范畴发表了意见。他指出了部分广东本地媒体对电影文化存在“崇港媚外”的现状，对广东本土电影关注度很低，眼球都放在港台电影上。7月8日某报娱乐版面上有关长春电影节的报道才“一个豆腐块大小”，郑大卫称该报电影版完全能够称的上是“颂扬港台电影的‘排头兵’”。郑大卫希望广东媒体首先能够支持本地电影，为本地电影文化的发展起应有的作用。对于《等郎妹》，他认为声音设计配音味太重（实际上都是同期声），若用客家方言效果会更理想。所以，对于制作方珠影，他提出希望，以后在电影题材、形态、类型等方面和港澳台兼容并蓄的同时，也可以发展一批方言电影，弘扬地方文化。

　　最后，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红兵总结指出：“现今的广东电影虽然处于相对低迷时期，但是《等郎妹》让他看到了广东电影人和珠影创作人员没有放弃追求理想，一直默默思考和不断探索尝试，这是一个漫长的酝酿和积淀的过程，也许还是一个很痛苦的涅槃重生的过程，但是到了今天，也许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关口，这种酝酿和积淀到了该产生东西的时候了。《等郎妹》的成功有一种象征意义，我们不宜做过高的面上的评价，但是对珠影来说，《等郎妹》至少是等来了启迪、希望和信心。”